名人读书故事

    黄鲁直苦读

    黄鲁直是宋朝进士，书法家，文学家。幼年时，他为了提高写作水平，找来古今中外的大量书籍，昼夜苦读。有一天，他到开封相国寺去，得到一本宋子京写的《唐史》初稿，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，这本初稿宋子京修改了很多地方，有的字已经看不清了。稿纸的空白地方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，煞是难认，黄鲁直没有退却，以坚韧的毅力细心攻读。对于宋子京所改动的字句，从遣词造句、拟形摹声，到修辞用字、表情达意，进行精心的学习研究，他把修改前的文字抄在一个本子上，又把修改后的文字抄在一个本子上。前后对比，探索作者删、增的奥妙，弄清繁简的原因，找出修改的道理、用意。黄鲁直的写作水平逐日提高，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文学家。

　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:一要多读，二要深读。 

　　冼星海——选择特殊的奖品

　　一九三一年的一天，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正在举行入学考试。

　　坐在主考席上的几位教授，被一个中国肯年的考卷深深吸引了:无论是和声、赋格还是作品分析，成绩都属优秀。而且，作曲成绩也是所有考生中最理想的一个。经过一番品评，主考教授当即宣布，正式录取这位中国考生进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。并且说，由于他考试成绩优异，校方决定给他颁发荣誉奖。按照学校的惯例，受奖者有权选择奖品，就看他最需要什么? 这位考生名叫冼星海，他一直神情紧张地站在主考席前，当听到他被录取的消息后，才如梦初醒。又听说让他自由选择奖品，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，踌躇了半晌，才羞涩而惭愧地说:“我需要饭票。”

　　是啊，此时此刻，对于冼星海来说，饭票是他最需要的…… 一九O五年六月十三日深夜，星海诞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珠江边的一条小船上。脸色苍白的母亲取出一件破衣，用颤抖的手将他裹起来。他的父亲因终年在海上捕鱼，积劳成疾，早在半年之前就去世了。小星海靠母亲给人家做苦工拉扯着长大。为求生计，他们母子曾漂泊到新加坡。

　　一九一八年秋，星海被人推若进了广州岭南大学的华侨学生特别班。一边学习，一边当校役，负责上下课摇铃、擦黑板等工作，以维持读书和日常生活。在这期间，星海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音乐。他不分寒暑，坚持不懈地弹奏钢琴，练习提琴和其它乐器，阅读了大量的音乐理论书籍。由于他刻苦钻研，虚心求教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初步显示出了音乐才能，被师生们誉为“南国箫手”。

　　星海并不满足于己有的成绩。他迫切要求提高音乐理论和演奏技巧，后又到北京和上海半工半读学习音乐。可是在旧中国(编辑注：在伟大的新中国情况更加严重)，一个穷苦孩子要学音乐，真比登天还难，他的幻想被现实击玻了。但他并不甘沉沦，他立志要做一个音乐家，用音乐艺术为祖国服务。一九二九年，当他二十五岁的时侯，为了求得深造，他不顾一切艰难险阻，毅然离开祖国，远涉重洋，到法国巴黎去学音乐。

　　美丽的巴黎，是《国际歌》的故乡，这里的巴黎音乐学院，是世界许多着名音乐家的摇篮，为各国有志于音乐的青年所向往。可是，巴黎，这世界音乐的首府，并没有张开双臂来欢迎冼星海。

　　冼星海踏上巴黎街头时，口袋里只剩下了五十个法郎，而在那样挥金如土的城市，就连最简朴的一顿饭，也得花十二个法郎。冼星海流落在凄风苦雨的巴黎街头，几经周折才在一家小饭馆找到工作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得把牛奶、士豆和牛肉运回来，接着便擦刷店堂地板，然后又忙着挑菜，等侯开门营业。开店之后就更忙了，跑来跑去，紧张地为顾客报菜送菜。他任劳任怨地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。

　　终于领到了六百法郎的月薪，他立即给在祖国的母亲寄了一半，用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。从此，每天深夜，冼星海送走了最后一批顾客，就赶紧收拾好锅盆碗盏，把厨房打扫干净。然后便如饥似渴地开始练习小提琴。拉到实在拉不动了，就在厨房里用桌凳临时搭个床浦睡一会儿。早晨天亮前，再在厨房里拉一阵琴，然后开始干活。中午饭店休息，他又抓紧时间读音乐理论书籍。甚至在报菜送菜时稍有空隙，他也要从碗柜里取出小提琴，争分夺秒地拉上一首练习曲，听到电铃一响，他立即收起琴，快步前去给顾客端送饭菜。

　　冼星海如痴如迷的练琴，引起饭店老板不满意，有些同事也产生了误解，常常投以冷眼或挖苦嘲讽。每当星海想练琴的时候，有的人就指手画脚地故意找些事让他做，或者说:“快把这一堆碗盆洗出来。”或者说:“再把厨房打扫一遍”不能练琴，这使得冼星海十分痛苦。

　　后来，冼星海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，总算找到了一间住房，这是一撞七层高楼顶上的一间小阁楼。房间只有一人来高，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方桌，房顶有个透气的叫做“牛眼”的天窗。每天凌晨，冼星海就起床，打开天窗，站在桌子上，将身子探出窗外，向着广阔的巴黎上空，尽情地练习小提琴。拉过琴再赶到饭店上班，一直干到深夜再回来，每天十七、八个小时的劳累，使得他情疲力竭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一天，冼星海照常不停地收拾菜盘，为顾客勾划菜单，然后又捧着一大叠碗盆赶回厨房抢时间洗刷。刚开始洗，上菜的铃又响了，他扔下手中的活，赶忙端上菜盘去送菜，刚迈几步，忽然觉得头晕目眩，眼前一黑，“哗啦”一声，连人带菜一起摔在楼梯口。

　　老板暴跳如雷，将冼星海臭骂一顿之后，就把他开除了。冼星海从碗柜里拿出提琴，愤然离开了饭店，他又失业了。 　　夜巴黎的街道，灯红酒绿。饥肠辘辘的星海在茫然地徘徊着，最后，他象是下了大决心似的，挟着小提琴，鼓足勇气向一家大餐馆走去。

　　馆子里除了法国男女顾客外，靠墉一角还坐着两个穿着特别时髦的中国官费留学生。他们正在喝着高级香槟酒，谈论着好莱坞女明星的容貌和巴黎的桃色新闻。

　　冼星海走进餐厅，神情尴尬地开始了第一次拉琴卖艺。他拉了一曲圣·桑的《天鹅》，又拉了一曲比才的《哈巴涅拉》舞曲，人们不理会他。他硬着头皮，拿着盘子走过两个中国官费生面前，这两个官费生拉住他，非要他拉当时巴黎流行的黄色歌曲，他坚决不拉，两个官费生不但不给钱，反把他谩骂、侮辱了一顿……

　　饥饿、羞辱天天折磨着星海，但他要用自己的音乐去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。一天夜甩，寒风呼号，星海没有棉破，和衣躺在床上，冻得直哆嗦，实在没法睡一F去，只得爬起来点着煤油灯写作。忽然，风猛烈地从窗户吹进来，灯灭了，点着又灭了，一连点了好儿次。寒风猛烈地嘶吼着，星海的心也跟着激烈地颤抖起来，他不禁挥笔疾书，借着风声的呼号，倾诉痛苦的人生和对多难祖国的深切思念。

　　一首非凡的乐曲《风》诞生了，并幸运地得到了音乐大师奥别多菲尔的肯定。由于奥别多菲尔的推荐，《风》在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出，立即轰动了巴黎。巴黎音乐学院的杜卡斯等着名音乐家，都深深为星海的苦学情神所感动，他们欢迎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。

　　洗星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巴黎音乐学院，院长亲自奖给了他一扎饭票，院方还破例地免费供应他的膳食。但那昂贵的学费书费仍然压得星海喘不过气来，他一面象‘饿汉”一样地拼命吞食学校的每一堂课，一面还得在晚间出去做工，挣几个法郎交学费和房租。

　　一九三五年春，冼星海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，学校再次给他颁发奖品。他毅然放弃了留在巴黎工作的机会，回到祖国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成为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。他创作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九一八大合唱》等不朽的乐曲，是中国新音乐的一位奠基伟人。 

　　鲁迅——叫小偷无法下手

　　“我哪里有什么天分，我不过把别人聊天、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罢了。”——这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常说的一句话。 鲁迅从小勤学，他曾在私塾的课桌上刻过一个在早”字，以勉励自己珍借光阴。

　　长大工作以后，鲁迅仍时时不忘节约时间。就拿吃饭为例，他是喜欢吃鱼的，可为了少在剔吐鱼骨上花时间，就少吃鱼。鲁迅有句名言:“时间就是生命，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，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。”留学日本，在“老虎尾巴”居住的那些年月，他象战士匍匐在战壕里一样，常常通宵伏案工作。游手好闲的人来找他，他会不容气地问：“唉，你又来了，没有别的事好做吗?”

　　鲁迅读书非常专心，许广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小偷馏进了鲁迅的家。做贼心虚，他想等鲁迅入睡之后再行窃，哪知鲁迅写啊、写啊，手中的笔一直不停地挥动。过了好久，鲁迅累了，伸伸腰，点支烟，抽上几口后，又开始埋头写。就这样，灯光总是亮着，小偷一直下不得手。眼看时间过去很久了，鲁迅还是不熄灯入睡，小偷熬不过鲁迅，只好乘鲁迅专心写作之机，悄悄地将厨房里的一件小东西拿走了事。

　　长期的劳累，鲁迅身体变得清瘦了，好友们劝他多体息，注意身体。鲁迅笑着说:“面向桌子提笔写文章，是我工作的时候，靠在椅子里看书，就是我休息的时候，若是连这一切都停止了，那在我是做不到的。”为了维护身体，鲁迅也吃鱼肝油，戒酒，这些都是为了赢得更多的战斗时间。

　　有人做过统计，在鲁迅工作战斗的三十年中，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一千多万字的着作，平均每年三十三万，写作从不间断。除此之外，鲁迅还做了大量教育工作、研究工作、社会工作。鲁迅逝世后，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，他存有大量的小纸条，纸条颜色不一，上面都是他从各种书籍上选抄下来的对写作有用的文字资料。从这些纸条上，我们好象看到了鲁迅“废寝辍食，锐意穷搜”的身影。

　　鲁迅正如自己所说，他的一生是“小跑步”度过的。他以他勤奋刻苦的劳动，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。今天，我们纪念他，学习他，不要忘记他这样一段意义深远的话:“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，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，日积月累，从少到多，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。”

　　高尔基一怒夺书

　　“我扑在书籍上，象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。”

　　这是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，也是他酷爱书籍、勤奋学习的真实写照。高尔基出生在沙皇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里，从小失去了父母，年仅十一岁就被抛进黑暗的“人间”社会。他在善良号轮船上做洗碗工的时候，遇上了一位好心的穷苦厨师斯穆勒，斯穆勒象对待小弟弟一样地爱护他，面且还常常把自己收藏的一些旧书塞到他手里，说:“你念书吧，书里面什么重要的知识都有。”

　　“一个人没有学问，就跟一头牛 没有区别，不是带上辘架，便是给人宰了吃肉，它还尽摇着尾巴。”当斯穆勒和高尔基分别的时候，他的最后赠言还是那句话，“念书吧，这是最好的事情。”

　　厨师那纯朴而热情的话语，深深铭记在高尔基的心上，他渴望着读书。但是，他这样一个穷孩子要能读到书，谈何容易呀!他根本进不了学校的门槛，只能靠自学。没有钱买书就向裁缝太太借一点，再搜集一些破旧了的杂志和图片，甚至“象叫化子似地到处去要。”

　　当他好不容易弄到一些书籍之后，新的困难又来了：哪里有时间阅读? 　　他当时在一个绘图师家中做佣工，除了一身兼男仆、女仆和“跑街的”三重工作之外，还要贴设计图，抄工程设计书，复核包工头的细帐，一天到晚忙得连插针的缝隙也没有，他只能拖着疲乏的身体在深夜读书。

　　即使这样，也还是读不成。绘图师家那愚昧、粗暴的老主妇竭力阻挠高尔基读书，她只要一发现高尔基读书，便毒打痛骂。要不她就在蜡烛上刻记号，以防止高尔基使用。她还到高尔基住的小阁楼上去搜查，找到了高尔基的藏书就拿来撕毁或烧掉。 为了对付这凶恶的老婆子，高尔基想了个办法，他故意去租一些五彩封面的小书来，放在易暴露的地方，让老婆子去糟蹋。这样，虽然可以把好书掩护起来，但是，身无分文的高尔基却因此而欠下了书店老板四十个戈比的一笔重债。

　　有一回，高尔基一边干活，一边偷偷地看书，不料看着看着就入了神，结果把茶炊烧溶了，那老主妇恶狠狠地用一根刺棒将高尔基毒打了一顿。在医院里，医生从他背脊上钳出了四十二枚刺。这种残忍的暴行把医生也激怒了，医生说这是私刑，支持高尔基去法院控告。可是高尔基却说，控告不控告倒无所谓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只要允许我看书就行了。

　　为了能看书，高尔基简直绞尽了脑汁。没有地方看，他就躲到杂物间或是爬到屋顶阁楼上去看;没有油点灯，他就把烛台上的蜡油刮下来，装在旧罐头盒子里，再找一些棉线作灯蕊，自制一盏简易灯，尽管光线昏暗而且烟雾腾腾，他却在灯下看书看得津津有味，双眼被熏得通红，差点都熬瞎了，他也不在意。

　　高尔基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和书分手。

　　后来，他到了一家而包房工作，每天要干十六个小时的重活，可他仍然坚持看书。他拣几块零碎的木柴搭成一个书架，将书摊开摆在上面，然后一面揉生面团，一面看书。有一夭，厂主突然闯进来，一眼就看见高尔基正在看书，厂主一把将书抢过来要抛进炉火中去。高尔基肺都差点儿气炸了。要知道，这是托尔斯泰的一部名著，高尔基爱不释手，厂主竞然要烧掉，那不简直是要他的命?高尔基什么都顾不及了，他猛然抓住厂主的胳膊，愤怒地喊道:“你敢烧掉那本书!”厂主被盛怒的高尔基震慑了，只好把书还给了他。

　　高尔基由于勤奋好学，刚满十五岁就已经博览群书了。大仲马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海涅、狄更斯、肖伯纳、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果戈理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等艺术大师的名著，他都读过。他虽是穷苦的孤儿，却成了博学多识的少年。

　　高尔基说:“我的一切知识，都是书籍给我的。”他在回忆幼年读书的情景时曾这样写道:“我梦想享受大学生读书的幸福，甚至甘愿忍受任何拷打。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:‘你去学习吧!不过每到星期天，为了你去学习，我们要在尼古拉也夫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。’我想，就是这种条件，我大概也可以接受的。”

　　劈柴警枕的马雅可夫斯基

　　夜，已经很深了，马雅可夫斯基还在紧张地工作着。可是睡魔纠缠得越来越厉害，他觉得头很沉，眼皮象是要被胶水粘住似的，怎么也睁不开。实在没法再工作下去了，他只得横下心来躺一会儿。

　　他跑到厨房里拿来了一大块劈柴，放在床上，将头枕在劈柴上面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。带棱带角的劈柴，将后脑勺的皮肉压了一条深深的印痕，他在睡梦中略微翻动了一下身子，便觉得脑袋疼痛难忍，惊醒过来，于是一跃而起，又重新继续他的工作了。

　　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独创的“劈柴替枕法”，真可谓别出心裁。那时他在罗斯塔做革命宣传工作，工作极度紧张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严寒的冬天到了，也是一天到晚在没有生火、冰冷的工作室里忙碌，而且往往回家后还要“加班”。有时实在太累了，他就稍睡一会儿，为了怕睡过去忘记醒来，就想了个用劈柴作枕头的办法。

　　马雅可夫斯募对待工作从来就是这样勤奋、顽强、坚忍的。一九一五年的春夏季节，他住在芬斯基海湾库阿卡拉的别墅里，创作一首长诗。每天天一亮他就到库阿卡拉海岸上来了，这里有许多又圆又滑的大石头从水里露出来。人们看见他站在这些大石头上，从这一块走到那一块，有时停下脚步，吸几口烟。然后又迈步走着，时而放慢脚步，时而又加快脚步，时而眉心紧皱;时而又显得悠闲轻松。就这样连续三个、四个、五个钟头，不住地吟咏着，挑选着需要的字眼，组成合适的诗句。想出儿行诗来以后，就把它写在香烟盒子上，或者干脆记在心里，再往下“搜索枯肠”，继续工作。

　　马雅可夫斯基写作著名长诗《列宁》时，首先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列宁的传记和有关的回忆录，以及列宁本人的论文和演说，然后进行紧张的写作。

　　据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—青年诗人阿谢也夫回忆，当时“他跟谁也不说话，免得分心注意别的事情。他上别墅去住，在那里独自住了三个月。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负有很重大的责任。”

　　另一位目击者回忆说:“他正在写作长诗《列宁》，旅行皮箱里放满了列宁的著作和论述列宁的书，在海滨浴场上，饭馆里，散步时—到处都掏出一个黑漆布面的小册子。微动着嘴唇，哼哼哪卿地写出了涌入脑海的诗句。”

　　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劳动之后，长诗完成了。当马雅可夫斯基在群众中朗诵之后，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，报纸当时是这样报道的:“大厅里挤满了人。长诗博得整个大厅的热烈鼓掌。开始讨论时，许多同志都说，这是歌颂列宁的作品中的最有力的一篇。绝大多数发言者都不谋而合地一致认为:这部长诗完全是我们的。马雅可夫斯基写了这首长诗，是做了一件无产阶级的大事。” 勤奋刻苦的马雅可夫斯基，一生中成就卓著。斯大林曾经赞扬他说:“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，而且现在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、最有才华的诗人。”

　　董必武的阅兵式

　　一九五二年底，六十七岁高龄的董必武同志作了一项决定:重新开始学习俄语。

　　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董老担任着国家的重要职务，工作极为繁忙，况且年纪又大，记忆力也差了，学习外语该有多困难啊!

　　董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，他将俄文生词，每五个写在一张卡片上，并风趣地称作一个小队，每十个词称作一个中队，每二十个词称作一个大队。又把两个大队称作一个联队。生词写在卡片正面，中文解释写在背面。随后，象掌握自己的部下那样，先认第一小队，再认第二小队，接着将两个小队合起来认，作为中队检阅多记熟了之后，再认第三、四小队，然后将三、四小队合并作中队检阅，以后再将两个中队合并作大队检阅。用这种“检阅”法记单词，效果很好。

　　由于年老记忆力差，一个生词往往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记住，可是过一会儿又忘了，董老就反复地认、记、背。有时因为咳嗽得很厉害，医生让他躺在床上休息，可他仍然坚持给生字标重点，即使在病床上也不间断学习。

　　董老说:“我决不灰心，就是这样搞，记生字，每天总有可能增加儿个。”

　　十几年后，董老保存下来的外语卡片，上面抄录了一万零五百多个单词，甚至连剧目单、会议签到卡上面也写下了外语单词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由于董老长期艰苦的努力，终于达到了能阅读一般俄文文章的水平。仅俄文版《苏联共产党(布)历史简明教程》一书，董老就读了四遍，抄录了四套生字卡片，共一百零五张，记录单词二干九百二十八个。

　　“学习当如卒过河”，这是董老八十七岁时留下的名句。在学习的道路上，象中国象棋中的过河卒子一样，一步一步，奋勇直前，这不正是董老学习精神的最好写照吗!

　　徐特立:太老师和小先生

　　一九一九年下半年的一天，又一批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踏上了法国的土地。在这批学生中有两个格外引入注目，一个胡子老长，看上去足有四十出头，而另一个则乳毛未脱，顶多也不过十二、三岁。小的叫老的“太老师”，老的却称小的为“小先生”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　　原来，那位年长的就是徐特立同志，年幼的名叫熊信吾，是徐老的学生的儿子。现在这一老一少竞成了同学。

　　当毛泽东等同志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，徐老是一个有二十多年教龄，并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声望的老先生了，但他毅然决定参加留法，当一名老学生。许多亲戚朋友都纷纷前来劝阻:“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何苦还要跑到外国去当学徒呢?”徐老答道:“你们都说年纪大的人不用再求学，这不对。要懂得，年纪大的人大多数在社会上有些权柄，倘若全不求学，不增进新的学识，那么，社会上就会受害非浅。”

　　亲友们感到奇怪了:“你现在不是已经很有学问了吗?”

　　徐老谦和地一笑，然后说道:“我现在有的学识，还大大不够用。今年我四十三岁，不觉就到四十四、四十五，一混六十岁就到了。至续了六十岁，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的学识，这十七年的时间，不是白过了吗?到了六十岁再懊悔，那就迟了。”徐老登上了赴法的征程，途中，他抓紧学法文，积极为勤工俭学做好准备。十三岁的熊信吾学过一年法语，徐老就请小熊当“小先生”。

　　到法国以后，徐老在圣侠门钢厂一边做工，一边学法语。他年岁大，记忆力差，同伴们都担心他不易学好。可徐老自己却满有信心，总是乐呵呵地说:“我今年四十兰岁，一天学一个字，一年学三百六十五个字，七年可学两千五百多个字，到了五十岁时，岂不就是一个通法文的人了吗?假若一天学两个字，到了四十六岁半，就可以通一国文字。我尽管笨，断没有一天一两个字也学不会的。”

　　徐老学习外文比其他人要困难得多，因为他缺了两颗门牙，发音特别吃力。他就问老师，问同学，反复苦练，还经常向法国的小朋友请教:“小朋友，我读一个音给你听听，如果读得不对，请你来纠正，好吗?”他一遍又一遍地念呀念呀，直念到法国小朋友点头表示满意为止。徐老刻苦顽强的学习精神，博得了法国教师的好评:“我教了二、三十年的书，还没有见过这样发愤学习的学生。”

　　一年多以后，徐老就闯过了法文关，考上巴黎大学，开始学习数学等专业课程了。

　　孙中山:不读书不能生活

　　一九〇八年，孙中山先生颠沛流离地到了英国伦敦。

　　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一些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注意。这些人有的怀着崇敬心情，有的抱着好奇心理，都想见到孙中山这位赫赫有名的革命领袖人物。其中有些迂腐的人推测，孙中山肯定是一个大字不识的“绿林豪杰”。

　　待到与中山先生见面后，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博学多识、勤勉出奇的伟人。

　　当时，中山先生经过旅途的辗转周折，所带的费用已分文不剩了，眼看着连一口面包都吃不上。于是，一些热心的留学生便慷慨解囊，你凑一点，我凑一点，凑了三四十个英镑送给中山先生，以暂时维持他的基本生活。不料三天之后，大伙儿再去看望他时，却见他已将这些钱买了一大堆新书。一见面，中山先生便津津有味地指着书告诉众人说，这是什么书，那是什么书，这本书怎么怎么好，那本书又如何如何重要。众人见此情景，一个个不禁目瞪口呆，有的为中山先生的好学精神所惊骇，也有的抱怨他不该将吃面包的钱拿来买了书。

　　这些人哪里知道在中山先生看来，书比面包更重要得多。他曾经说过:“我一生的嗜好，除了革命之外，只有好读书。我一天不读书，便不能够生活。”

　　的确，在中山先生的一生中，无论是在工作，还是在休假，每夭除了饮食做事以外，总是手不释卷。他每次外出旅行，什么行李都可以不带，却总要带上几本最新出版的书籍。即使是在火线上督战，他也要带许多书籍杂志放在指挥所里多军事上的工作一停止，便把书本拿在手上，从容不迫，一字一句地读起来。

　　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:“我几十年来，因为革命，居无定所，每年所买的书籍，读完了之后，便送给朋友去了。至于读过了的书籍之种类和数目，记不清楚。大概在我革命的时候，每年所花的书籍费，至少有四五千元;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侯，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太多，大概只有二三千元。”